此外，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在固化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原则表达的基础上，进一步列明了继续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耕地实行先补后占，不得跨省区市进行占补平衡的实施举措。

因此，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显然不是一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产物。但也要看到，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表明，中文中，工人（worker）这个词已经有点局促。

在更大程度上，我必须说，是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她才得以构建、发展和完善。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1955年开建、1959年建成的洛阳拖拉机厂（以下简称洛拖），生产苏联针对本国农耕条件设计的ДT-54型履带和大轮拖拉机，履带型显然兼顾了军工。但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为什么中国革命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我一直没明白。尽管也有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以卓有成效的实践结果，切实履行自己和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庄严承诺。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工作报告明确我国的农业，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

随着工业与农业互动和发展，我们或许也能理解一直由人文主导的中国文化传统发生的历史性和根本性变化。1995年后，首先在北方小麦主产区，农民自发兴起了大中型农机跨区机器收割服务。据此，国家机关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原则上应告知当事人，告知内容按照第39条包括境外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处理目的与方式、行权程序等。

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前，相关国家标准使用的术语为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ecurity impact assessment）。[xxxv] 当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国家机关向境外提供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必须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应取得同意，个人明确拒绝数据出境的，国家机关不得向境外提供。[xliii] 龙卫球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86页。

其中，接受和处理数据出境所涉及的用户投诉，数据出境对个人、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责任，分别对应《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和第68条，也应适用于国家机关。三是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措施设计施工。

根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第4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个人信息出境应通过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许多奇：《论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企业双向合规的法治保障》，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当然，为事后调查改进之便，国家机关自行评估报告最好也设定最短保存期限。在此之前，人员管控可适用《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15条，对掌握个人信息的人员出境会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边防检查站有权限制其活动范围，进行调查或者移送处理。

参见程啸：《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297页。这两种手段以不同方式组合，就会产生不同的个人信息跨境制度。此外,国家机关还应确保境外接收方安保水平达标,并在特定情形下告知当事人、取得单独同意。典型的如GDPR第46条规定的充分保障措施（appropriate safeguards），包括标准合同文本（SCC）和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BCR）。

既有研究存在两种观点。[xv] 参见王锡锌、彭錞：《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宪法基础》，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第12-13页。

但在紧急情况下，不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知情的边检机关也应当可以向境外通报信息，但此时依据的就不是依法履职这一合法性基础，而是应急必需。同时，还应参照《保守国家秘密法》第15条规定的解密机制，对个人信息的物理载体出境设立脱敏程序。

[xxvii] 参见左晓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第五，自行评估与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内容也基本相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国家机关在个人信息跨境方面与非国家机关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有同也有异。此处之所以写本法其他有关规定，就意味着不仅指前款第1项，[lv]而是涵盖《个人信息保护法》除第13条以外所有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定，例如第22条之因组织变更或解体而需要转移个人信息、第23条之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25条之公开个人信息、第26条之将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用于非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第29条之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同时也当然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9条之个人信息跨境。[x] 参见许可：《自由与安全：数据跨境流动的中国方案》，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第24页。但传统管控的问题在于个人信息不一定是国家秘密，《个人信息保护法》本身却未对通过物理载体的个人信息出境作出明确规定。

（2）数据控制者担保模式，即在数据控制者自身能确保个人数据安全时允许数据出境。另一方面，基于国际间政府交流、跨国执法协作、知识分享和技术转移等现实情境，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并非铁桶阵，而是有跨境流动的正当需求，尽管这种需求可能不如企业旺盛。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审稿第54条、二审稿第55条曾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前进行风险评估。事实上，我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此问题。

因此，应尽快制定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的专门规范，[lix]就不同目的、形式和规模的个人信息跨境作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如此方能推动国家机关树立起个人信息安全与流动相平衡的榜样。《数据安全法》第30条重复此表述。

[xxiv] 支撑性的学术研究可参见冯燕春等：《如何识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边界》，载《中国信息安全》2018年第12期。其次，从官方立场的角度看，我国已明确表示不强制要求本国企业将境外产生、获取的数据存储在境内。2020年9月，外交部部长王毅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不得强制本国企业将境外产生、获取的数据存储在境内。关于国家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明确定义，但可比照先前立法来解释。

一个美国人或美国公司的中国代表处在中国内地查阅位于中国内地的存储介质上的在中国内地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仍然属于个人信息出境。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国家机关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对应的两套个人信息跨境制度究竟是何关系？[xix]这决定了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制度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立的多套数据跨境制度中的整体定位。

四是项目验收时要对安全技术措施进行调试、验收。这些规范虽尚未生效，亦未就国家机关作出规定，但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处理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已有如下安排。

但这会架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2款：依照本法其他有关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但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不需取得个人同意。若嫌疑人潜逃国外，我国公安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全球红色通缉令，此时必然涉及嫌疑人个人信息出境，要求取得单独同意是荒谬的。

典型如国家安全机关掌握的涉密人员个人信息，一旦向境外泄露将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巨大损害。经安全评估认定个人信息出境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损害公共利益，或者难以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不得出境。（3）保障措施的有效性。[xviii] 参见黄宁：《数据本地化的影响与政策动因研究》，载《中国科技论坛》2017年第9期，第163页。

[xvii]更重要的是，相较于非国家机关主体，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在数量、规模、颗粒度方面有整体优势，例如，任何一家企业掌握的公民个人金融信息都无法与央行相比。五、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之跨境提供规则 （一）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出境的渠道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6条第二句，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出境应进行安全评估。

之所以有此例外，是因为网络无国界，当国家机关公开个人信息，比如裁判文书网公开当事人姓名，境外组织和个人也能查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

数据出境管控方面，我国并未效仿欧美国家的接收国适当性评估、数据控制者担保、数据跨境机制合规等做法，而是针对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出境设置一事一议的安全评估机制。尽管两个分句之间是句号，但既然同处一条，就表示同意和单独/书面同意都是对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这一合法性基础的具体解说，区别在于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才需要单独/书面同意。